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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连接国际关系理论和外交证策。众所周知，理论对于证策的分析和处理是必不可少的。世界是无限复杂的，我们需要简明扼要的思维因果图来理解事务,确定什么是最为重要的，并帮助我们对预测和决策提供可能性的判估。没有理论的支撑，我们所能做的只能是就目前的情况进行臆断，但实际上，这种方法很少奏效。此外，对相对糟糕理论(如重商主义、多米诺骨牌理论等)做出高昂代价的承诺，会在决策落地后产生严重的问题。决策者们有时会嘲笑我们是“象牙塔理论家”,但事实是，每个人都会或多或少的使用某种坏理论来理解周围发生的事情，而理论的基建对于培养提纲挈领和描绘蓝图的能力则是无价的。
不幸的是,美国的国际关系学界没有一个现有的理论是屡试不爽和真正行之有效的——既不是自由主义、现实主义这样的宏观理论,也非联盟，胁迫和制裁这样的中观理论等等，这使得国际关系学界各理论派别持有者产生了无休止的争论，并导致了外界人士错误地判定——研究国际关系理论毫无价值。
2.讲授一些更为有用的经济学知识。国际经济学家们非常擅长讲授他们的专业:比较优势理论、国际金融的基本原则以及如何阅读日益增多的有关于国际经济发展的文献等等。当然这其中也有一些重要的例外情况(包括笔者在肯尼迪学院的几位同事),他们不擅长讲授国际金融秩序的实质等一系列IPE问题。(例如SWIFT系统是如何运作的?在多边贸易谈判中究竟发生了什么?等等）——老实说，美国国际关系与公共证策专业类的院校并不善于探索经济和证治之间的相互联系性，为了帮助我们的学生理解两者之间的相互影响。我的同事丹尼·罗德里克(Dani Rodrik)在此问题上做了大量的工作,但笔者的印象却是,无论是微观还是宏观的经济学课程,美国国际关系专业开设的许多高阶教学课程甚至远没有一些相对低阶的经济学本科专业的课程所学的有意义。当然，这样的知识也并不是完全没有价值的，但如果他们不那么痴迷于“为经济部门的同僚留下好印象”的话，国际事务类学院或许在这方面就能做得更好。
3.历史（尤其是国关史）的学习。更为严重的教学缺陷是对历史的忽视.在大多数美国高校的历史研究部门中，外交史和世界史的学习一直以来都处于相对艰难的境况,观察并跟踪美国的国际事务类学院如何能够弥补这一教学不足一直以来是一件有趣的事。【例如弗兰克·加文(Frank Gavin)最近在约翰·霍普金斯大学高级国际研究学院(School of Advanced International Studies)的任职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再如肯尼迪学院(KennedySchool)的弗雷德·洛文斯(Fred Logevall)、阿恩·韦斯特德(Arne Westad)和莫希克·特姆金(Moshik Temkin)等等】如果不了解历史进程对国际关系的塑造，那么几乎没有任何重要的国际问题可以被理解，更不用谈如何解决了。如果不了解乌克兰、克里米亚和俄罗斯的历史，人们怎么可能理解乌克兰危机——并以期对俄罗斯总统弗拉基米尔•普京(Vladimir Putin)的行为有一个客观的解释?谁又能只知道美伊或巴以的复杂关系，却不知道这些关系背后的历史演变?韩国和日本相处得究竟好不好?....如果你不了解历史，你就不会有任何线索。这好似程序中一个强大的插件:尽管对现世问题的案例分析或许相似，但对历史叙述的把握程度却会收获截然不同的研究成果。 4/7 首页 上一页 2 3 4 5 6 7 下一页 尾页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