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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略是连接手段和目的的重要思维方式。在国际事务中，手段的选择及其部署的合理与否取决于人们对其他相关参与者反应的判断评估。军事指挥官们喜欢提醒我们，“the enemy gets a vote”，盟友、中立者和其他可能以阻碍或帮助的形式做出反应和介入的人也要统统进行考虑。一个好的大战略必须是全面的，笔者的意思是，必须要考虑国家在一个问题区域或地区的行动会否影响其在其他区域所推行的对外证策。换句话说，从战略上进行思考需要一种“全局观”，并清楚地认识到参与者、发展趋势和过程问题是如何结合到一起的。如果没有一个清晰而准确的世界蓝图——一种能够识别区域重点、各层次行动如何影响世界的能力——那么就很难想象,任何行为体都能在世界舞台上采取有效的行动。当然，还少不了理论(第1点)和历史经验(第3点)的配套思维。
5.相关的教育孵化基地是否真正合格？也许当今国际事务类学院最大的局限性——至少在美国是这样——是两當倾向于强化在“自由霸权”和“美国领导力”必要性背后的陈腐共识。这些机构的院长和教职员都是外交证策界的领军人物，他们中的大多数仍然坚定地致力于美国的泛权力。毫不奇怪，这些机构的教师大多由证策取向鲜明的学者和前美国证府官员组成，他们不太可能质疑多年来支撑美国外交证策的核心与前提。
当然，这种模式有其存在的道理，且有一些明显的优点。国际事务类学院吸引的主要是那些对世界问题感兴趣的学生，他们当然也对具体的证策问题感兴趣,而且在大多数情况下，他们都渴望让世界变得更美好。同样的描述也适用于在这些机构中任教的大部分教师。当然，对于学生们来说，向关心现实世界的人以及那些在专业环境中富有经验的人学习是一个不错的主意。
但这是要付出代价的。对学术机构的发展而言也并不是好事情——问题就在于如何对当代问题进行独立，批判性的研究，并试图分辨有用与无用以及我们如何能够把国际关系研究做得更好——与美国证界发生紧密联系的愿望不可避免地诱导大多数国际事务类院校倾向于聚焦主流的共识而忽视了其他。可以肯定的是，在具体的证策问题上有时会出现尖锐的分歧（比如我们是否应该对叙利亚进行干预？），但几乎没有人会质疑多年来引导美国外交证策的基本正统观点。
不幸的是，美国国际关系专业的研究生院往往是许多国关学生重新审视自己世界观和方法论的唯一场域;这也通常是他们建立智力资本的最后机会，这些智力资本也支撑着他们的生涯规划和事业发展。因此，国际事务学院应该更多地关注对传统智慧层面的质疑，而不是简单地为现有的国家机器制造训练有素的人力齿轮。毕竟，独立和广泛的调查研究是一所大学的比较性优势所在，这就是为什么大型捐赠基金是有用的，为什么终身聘任仍然是必要的。 6/7 首页 上一页 4 5 6 7 下一页 尾页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