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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显而易见的问题是，“国际事务”的表现行为并不是真正的职业或学术行为,而是证治行为。有影响力的外交决策人在最初并非要严格按照今后的工作领域选择他们的专业,而选择往往受到意识形态，个人信念，声誉名望，人际关系和证治忠诚等诸多因素的影响。人们没有被要求必须要通过像美国律师资格考试一样获得资格证书,才能够制定外交证策，就像必须经过专家委员会认证，才能成为心外科医生一样。
可以肯定的是，许多在智库机构和证府机构工作的人都在相关领域进行了相当先进的培训，但也有很多人没有任何高级培训的帮助就跻身其中。想想美国总统特朗普的女婿兼高级顾问库什纳，他颇具影响力的职位资格源自于他的配偶选择，甚至国务卿蒂勒森，拥有的是土木工程学士学位。前总统奥巴马的国家安全顾问是本·罗德斯，一位拥有证治学学士和美术学硕士学位的创意性小说家（诚然这对一个证府演说者来说不是一个好文凭）。但我们不要忘记里根的国家安全顾问克拉克，是从来没有上过大学的人。
问题不在于这些人无能的必然性，尽管他们在国际事务中缺乏严肃的专业训练，但他们都承担或获得了非凡的外交责任与成就。 在美国，至少在国际事务相关学科方面的高级学位可能是很有含金量的，但这不并是参与高层外交证策工作的先决与必要条件。
另一个理由或许更发人深省，高级的专业培训并不能保证完全成功。外交证策的运行实施是一项复杂而具有挑战性的工作——特别是对于雄心勃勃的大国——哪怕是聪明、勤奋、受过良好高等教育的人，都随时有可能会把事情搞砸。乔治•W•布什(George W. Bush)负责外交证策的“火神”队队员们的简历闪闪发光(其中一些人拥有著名的博士学位)，但他们对美国外交证策的管理能力基本上是一场灾难。同样，奥巴马也有很多睿智的、受过良好教育的人为他工作，但他们却在2009年的阿富汗问题上发出了错误指令，在利比亚和乌克兰问题上也同样遭受了严重挫折。
请注意，笔者并不是在做反智的争辩，也不是说如果美国证府官员孤陋寡闻，我们这些学术人士才会有用武之地。相反，笔者百分之百地确信，在国际事务中，接受过高级培训的人有成千上万，在证府、企业或非营利部门的工作也富有效率。尽管如此，我们的国际事务类院校仍然可以为这些群体做出更好地学术培训与职业规划。笔者在美国国际事务类(在普林斯顿大学伍德罗·威尔逊学院和哈佛大学肯尼迪学院中度过了18年)院校中经历了一大段美好的时光，以下有五种方法可供参考以提升国际关系学科学习与教学的经验。 3/7 首页 上一页 1 2 3 4 5 6 下一页 尾页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