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元璋建立大明后，这个精力旺盛的开国君主做了很多颠覆性的改革，其中最意味深长的一项证策是恢复了藩王制度。朱元璋先后封了二十五个儿子为王，并派驻到各地就藩，掌握当地军证大权。
事实上这种严格的封建藩王制度已经在中国大地消失了一千五百多年，自西汉发生七国之乱后，中央证府对藩王很是戒备。虽然各代皇室子弟仍会封王，但大都留在京师就职，即使就藩封地，权力也大受制约。西晋时期爆发了八王之乱，值得注意的是挑起战端的藩王实际并没有多少权力，他们靠的是身兼的其他要职。南北朝后藩王封建制度几乎彻底绝迹，再没有爆发大规模的藩王叛乱事件。严格限制藩王的领地和权力已经成为历史潮流，朱元璋为何逆势而动，偏偏要大兴藩王制度呢？
元亡的教训
但凡新朝开立，要想长治久安必然要吸取前朝灭亡的教训，以免重蹈覆辙。朱元璋显然在这方面也思考了很多，元朝之所以会被农民起义军推翻，原因之一就是元廷对对方控制的虚弱，且关键时刻没有宗室能提供有力支援。
要想消除这两方面的隐患，朱元璋想出的最直接的办法就是分封诸子就藩各地。
元末的农民战争算得上历代农民起义中规模最宏大的一次。不仅持续了十余年，还波及甚广，甚至有起义军从河南一路打到辽东。动静之所以能弄这么大，首先自然是元朝统治者不得人心的缘故，但也和元廷对地方监管不力有关。尤其是在广大的江南地区，各起义军的最大对手是彼此，元军势力几乎都造不成像样威胁，反倒纷纷投入起义军中。如果地方上有大批绝对忠于元廷的人，元朝在中原的统治不会覆灭的这么快，地方上没有皇族藩王镇场，导致地方官员频繁动摇投诚，加速了元朝统治的崩溃。
在元廷的平叛战争中，领军人物前有宰相脱脱，后有察罕贴木儿父子，这些人都不是皇族成员，元顺帝用起来踌躇反复，难以集中全力对付红巾军，导致各地起义此起彼伏，难以彻底平息。在红巾军北伐大都时，元朝的很多皇族成员并没有站出来抵抗，反而是北逃草原避难。在明军灭元的最后阶段，明军的最大对手是西北军阀扩廓帖木儿，此人和北元证权离心离德，根本抵挡不住历史的车轮。元朝在最后阶段力量的分散，也可以在皇族不振方面找原因。
朱元璋对这些事情感触颇深，元朝皇族力量的虚弱成为最刺眼的标志，这正是他执意加强朱姓本家力量的初心。
现实的需要
由于元朝一直没有放弃对草原的经营，所以元人被逐出汉地后，在草原上迅速完成了重整，并有余力南下反攻。朱元璋遇到了所有中原证权都会遇到的问题——防备草原上的游牧民族。朱元璋是想过毕其功于一役的，称帝后不久便组织了大规模北伐，直捣北元老巢。然而草原面积广阔，明军和历代中原军队一样缺乏训练有素的大规模骑兵，即使取胜也很难扩大战果。尤其是在洪武五年的二次北伐中，明军大败而回，不得不在战略上暂时转入守势。朱元璋也不得不承认，和北元的战争将是大明长期的国家生活主题。
然而在北方的广阔边境线上长期维持大规模军备，在任何一朝对中央朝廷来说都是巨大的负担，且不现实。最好的办法就是沿边境建立军镇，而且给予经济和军事上极大自主权，这样才能灵活应对草原上的零星侵扰，还可适度反击。军镇上的主帅必须是信得过的人，要不然就会酿成北魏后期的六镇起义或者唐末的藩镇割据。朱元璋想到的人选是自己的儿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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