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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何短短四五百年，高粱的地位就在中国北方如此飙升？首先就是中国传统农业技术的进步，明清年间时，中国传统的“轮作制度”已经成熟。同一块土地上，不同农作物分不同季节轮换种植，最大限度利用土地肥力。耐湿耐旱耐盐碱的高粱，当然也就更受宠，成了“轮作”里的重要一环。比如在晚清至民国年间的东北南部，就形成了高粱——谷子——大豆的“轮作”次序，产量自然大为增长。
当然也因为高粱的“用场”多，作为一种粗粮，高粱看似味道不好，吃起来有涩味，还在清代小说里《醒世姻缘传》有“怎么把与人吃”的口碑。但它可不止能当主粮，明清年间时，就可以用来制糖制糕，好些“高粱食材”的糖果糕点，今天还是华北许多地区的特产。关键还有另一个“刚需”用场：造酒！
比起明代以前的“发酵酒”来，明清年间中国蒸馏酒技术日益成熟，昔日“非主流”的高粱，就成了酿白酒的热门原料。清代好些典籍都大夸高粱“可作酒”“酿酒尤美”“磨粉吊酒胜于米麦”。清代雍正年间时，各地就“若烧酒则用高粱”，倘若没有高粱酿酒？“则无以供宾客、祭祀、养老之用。”清代民间饮酒，也是“酒多高粱”。直隶山东山西等地都形成自家“高粱酒品牌”，需求如此火热，高粱当然不能少，也就种得越来越多了。
但最重要的原因，却还是明清年间，中国北方农村一大严峻生存问题：人多地少。
明清年间的中国北方，人口经历了近乎爆炸式的增长，但耕地面积却长期原地踏步，特别是从清代雍正年间起到清末，人口滚雪球般翻了几番，但耕地面积却一直维持在2.4亿亩左右。雍正年间时华北的人均耕地占有量还是八亩，到了清末就锐减到了三亩。这么多人耕这么点地，正常年景也就勉强维持个肚圆，一旦遇灾就是大面积饥荒。这种形势下，“种高粱”的好处就体现出来了。
高粱的好处，一是如前文所说，耐旱耐湿耐盐碱，就算家里地少土质差，种上高粱就能长。明代《农证全书》就认为“北方不宜种麦禾者乃种此”，而且不但产量不低，抗灾荒能力还特强，哪怕遇上空前水旱灾害，再惨都能长出点救命粮来。所以虽说味道差点，却堪称旱涝保收。对于穷人家来说，高粱就是抗灾荒的活命粮。
也正是这几项原因，高粱在从明清到近代的数百年里，一直在华北东北大面积普及。新中国早期时，高粱的种植产业更达到了高峰，从育种栽培到亩产都是大踏步前进。1963年时，中国的高粱种植面积达到空前的671.6万公顷，占当时中国谷物种植面积的百分之七点四，1974年，中国高粱的产量更达到了空前的1135万吨。在新中国早期艰苦创业的岁月里，高产稳产的高粱，曾是多少家庭的生活保障。
但从此以后，特别是改革开放起，中国经济在高速增长，工农业产值也高速增长，却偏偏高粱的种植面积与产量，却从此常年下滑。1988年时，中国的高粱种植面积“跌破100万公顷”，2008年创下了49万公顷的“新低”，2009年的中国高粱产量也缩水到167.6万吨。昔日“大种高粱”的东北华北地区，高粱种植面积也大幅缩减。高粱种植面积曾占中国五分之一的辽宁省，2018年高粱产量比1978年下跌百分之十八。“高粱地消失”“没人种高粱”的一幕，是最近三十年北方各省农村的常见景象。
为什么没人种？自然各种因素很多，关键的一条，还是中国人饮食结构的变化：随着经济与生活水平的提高，高粱本身就不再是主粮，而中国老百姓的饮食里，肉蛋菜的比重也是年年增长，高粱早已不是当年的“救命粮”，地位早已边缘化。种植面积与产量，自然也一度年年锐减。 2/3 首页 上一页 1 2 3 下一页 尾页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