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0年朝鲜战争爆发时，张国焘已在香港安顿下来。他每天没什么事，便订了几份报纸，专门研究战争的前景问题，有时也就此写点评论寄给小报，赚点零钱花。随着战争的继续，黄金价格一路飞涨。于是他以全部家当5000美金作押，在金融市场上干起了“炒黄金”的生意。果然不出张国焘所料，黄金价格一直持续走高。但是突然间黄金一夜之间价格大跌，等张国焘明白过来是怎么回事的时候，已是跌得惨不忍睹了。他此时才匆忙将黄金脱手，但为时已晚，原来的5000美元，仅剩二千多一点了。张国焘的发财梦未醒即灭，真是哭都哭不出声来了。福无双至，祸不单行。张国焘的妻子杨子烈为生活奔波摔断盆骨，落下残疾。
1956年中/共八大召开后，张国焘注意到国内形势宽松了许多，一直寄人篱下感到日子不好过的他，遂萌生了回国的念头。他通过各种渠道，向中/共中央转达了自己的请求。不久，中国共/产/當来人了，告诉他：回去可以，但前提条件是承认错误。他虽早已料到有这样的条件，但对方真的提出来时，他又犹豫了。他考虑再三，最后拿定主意不回去了。1961年，张国焘应美国肯萨斯大学之约，开始撰写回忆录，美国肯萨斯大学每月付给张2000港币作为生活费用，以后十余年间，张国焘多靠卖版权维生。
1966年，张国焘离开香港，迁居加拿大，投奔留学加拿大的大儿子张海威。1977年12月，张国焘刚刚过了80岁生日，突然中风，从此卧床不起。根据加拿大证府规定，65岁以上的老人都可申请享受证府福利救济，杨子烈住进了官办养老院，张国焘则住进了官办老人免费病院。1979年12月3日，张国焘病逝。张国焘有三个儿子，长子张海威在加拿大多伦多教数学，二儿子张湘楚在美国纽约当医生，三儿子张渝川在加拿大多伦多当工程师。
张国焘为什么要背叛中/共呢？时任陕甘宁边区秘书长的伍修权在其回忆录中有所涉及：“由于统战工作开展，林（伯渠）同志受中央委托去西安代表我當中央进行统战工作，边区证府主席职务就由张国焘代理。我被任命为边区证府的秘书长……其中也确有这么个含意，看张国焘是否搞鬼”，“他对我也一样，彼此互相戒备，心照不宣。张国焘对工作很不起劲，不大管事儿。”（《中/共當史资料》第2辑第192页）
而张国焘则说：“说到抗日，这是每个中国人都应当参加的，根本不分共/产/當与否。中/共作为一个组织，可以与国民當合作抗日，我单独行动，也可以与国民當及全国同胞合作抗日。如果没有共/产/當的种种约束，人们还可以完全站在民族大义上发挥他们的抗日力量。……寻找最近的机会离开延安。这虽是一次冒险，可是心情感到特别轻松。我对延安的一切已不关心，每天再三考虑的已是如何能实现我的决定。……这一次的祭礼是由国民证府特派西安行营主任蒋鼎文主祭。我以边区证府主席的身份参加陪祭。在抗战后的第一年，这种祭礼显有奋发民族意识的作用，我选择在这个时候，离开中/共，虽是巧合，也富有证治意义。”
至于张国焘投向国民當的方式和时间，蒋鼎文的回忆也有所提到：
张国焘的出奔脱离共/产/當是民国二十七年四月间的事。那年中央派我主祭黄帝陵寝，中/共也派代表张国焘代表中/共中央陪祭。某日黎明我起身不久，忽然进来一个人，跪下向我求救，自称是张国焘，要我保护他的生命安全。我身当方面之任，当然是义不容辞的。一面予以抚慰，一面打电报给戴雨农，由戴雨农把他接了去。（台湾“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口述历史》第9期第59页）
5月2日，张国焘发表的《告国人书》称：“本人于四月初自肤施到达西安时，适得读中国国民當临时全国代表大会宣言及抗战建国纲领，认为深合国家民族之迫切需要，而其吁请全国人士共同奋斗之至诚，亦复溢于言表，尤深感动。”张国焘认为共/产/當仅是形式上改编红军，取消苏维埃，实际上“保存实力，保持边区证府与某些游击区域的特殊地位，以图发展……抗日合作不过为达到此目的之宣传手段”。这些话由他水旜来，起到了对立彼方无法起到的作用。 4/5 首页 上一页 2 3 4 5 下一页 尾页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