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清以来，官员的交通工具为轿，二人抬者曰“肩舆”，四人抬者曰“软轿”，通常所谓的“八抬大轿”。尤其明朝，对公车使用有极其明确的限制。
张居正的“超豪华版官轿”需要32个人抬。一次还乡理事，极其风光体面和耀武扬威
公元1578年4月（明神宗万历六年）首辅张居正离京，回湖北江陵老家。这一次奉旨还乡，是为他一年前逝世的父亲办理丧事；谁都有死老子的必然性，但死了老子，竟劳驾皇帝操心，是绝无仅有的特例。冲这一条，张大人此行，可谓极其风光体面，极其耀武扬威。黄仁宇的《万历十五年》，记述了他的这次回乡之旅，牛皮得不得了。除了肃静回避的仪仗队，“随从的侍卫中，引人注目的是一队鸟铳手，乃是总兵戚继光所委派，而鸟铳在当日尚属时髦的火器。”动用新式武器保镖，可比时下警车开道，威风得不知多少倍。我估计，张大人此行，不会出现堵车塞车，一路绿灯，是可以肯定的。
最叹为观止者，是他此行的座驾，称得上中国历史上空前绝后的公车。黄仁宇对这台特制的巨无霸，有过一段不失幽默的描写。“张居正这一次的旅行，排场之浩大，气势之煊赫，当然都在锦衣卫人员的耳目之中，但锦衣卫的主管者是冯保，他必然会合乎分寸地呈报于御前。直到后来，人们才知道首辅的坐轿要三十二个轿夫扛抬。内分卧室和客室，还有小僮两名在内伺候。”明人沈德符的《万历野获编》，也不得不感叹这台巨无霸之壮观：“又造步辇如斋阁，可以童奴，设屏榻者。”坐在这台明朝的“劳斯莱斯”或“宾利”级别的高级轿车里，身份有了，气派有了，权威有了，牛气冲天自是更不必说的了。
明、清以来，官员的交通工具为轿，二人抬者曰“肩舆”，四人抬者曰“软轿”，通常所谓的“八抬大轿”。尤其明朝，对公车使用有极其明确的限制，在《明史·舆服志一》里，我们看到“弘治七年令，文武官例应乘轿者，以四人舁之。违例乘轿及擅用八人者，奏闻。”依此制度，张居正的车肯定超标。不过，作为内阁首辅兼皇帝老师，他有资格不在乎，加之奉旨回乡料理父丧，他有本钱搞特权。更何况锦衣卫主管，相当于克格勃首脑的冯保，跟他非常之铁，自然隐恶扬善。所以，由京城出发，在真定（今河北正定）换乘这台由知府特为他供奉的既舒适，又宽敞的巨无霸，一路往南，经一千多里的行程，到达湖北江陵。全城人都拥到关厢，欢迎衣锦荣归的同乡首辅，无不希图一睹风采。然而坐在轿中的张居正，影影绰绰，老百姓是看不到真容的。不过这台巨无霸座驾，着实让他的家乡人开了眼。
公车是一张行走着的名片
普通的八抬大轿，总重约300公斤-500公斤，每个轿夫承重50公斤或稍多一点；依此制度，张居正的座驾，至少要有1吨至1吨半的自重，否则不可能分卧室和客室，不可能载有两位服务生，不可能载有必不可少的卫生设备，以及供沏茶烧水的炉具。从老北京胡同的宽和窄，也可判断其中住户富贵和贫穷，权势和卑贱的程度，凡有王府，官邸，俗谓大宅门者，胡同不得狭于一丈（约两米），就是为了方便前四后四的八抬大轿进出。京城有民谚云：“东城富，西城贵，南城贫，北城穷”，因此，东、西城胡同多半宽敞且直，南、北城胡同大都狭窄，而且弯曲，前者因轿的出入而必须讲究，后者因市民行走而马虎随便。
张首辅的前八后八，左八右八的三十二抬巨无霸，估计那轿子当不小于现在的“考斯特”。所以由真定起驾，也是有其道理的，第一，在北京城里，怕有的路段未必转悠得开；第二，京城人多嘴杂，张居正不想招摇过市，免遭物议。不过，明朝中后期，证治腐败，举国贪渎成风；官吏无能，唯知横征暴敛。但首辅的座驾，能从本地路过，那是千载难逢，送上门来的巴结好机会，除非白痴，谁能放过。因此首辅此行所经河北、河南两省驿道，全程是否都能保持四米宽度，是大有疑问的，因此，修桥铺路，大兴土木。后来，有一位名叫杨四知的御史，在参劾张居正的奏折里，说他“归丧沿途，五步凿一井，十步盖一庐。”自然是落井下石的夸大之词，但中国官员之马屁功夫，堪称绝活，沿途州县一二把手，为了这台巨无霸顺利通行，增派民夫，拓展路面，动用工匠，加宽桥梁，以讨好元辅，自然是少不了的。 1/4 1 2 3 4 下一页 尾页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