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国藩是清末重要的学者。他幼时熟读四书五经和《史记》、《文选》等书，后入长沙岳麓书院，开始系统接受传统文化和湖南学风的熏陶，并对其一生都有较大的影响。1834年他进京参加会试，在京期间和南归途中，攻读韩愈古文和经史之书，又靠借贷和典当衣物购得一部二十三史，发愤苦读。1838年中进士，授翰林院检讨。此后他仍勤于读书，锐意进取。他认为，“穷经必专一经，不可泛鹜。读经以研寻义理为本，考据名物为末。读经有一耐字诀，一句不通，不看下句；今日不通，明日再读；今年不精，明年再读。此所谓耐也。”“买书不可不多，而看书不可不知选择。”就是要选择那些有代表性的书阅读。他说，“吾意读总集不如读专集。学诗须先看一家集，不要东翻西阅。”他平生提倡一种新的读书风气，在他的家书、日记、家训和文集中，可见有这方面的论述。《曾国藩家书》是曾国藩著述中影响最大的部分。在旧时代，这几乎是读书人的必读书。一百多年来，人们对曾国藩褒贬不一，赞之者固多，毁之者也不少。有人说他是“中兴名臣”，有人说他是“理学宗师”，也有人说他是“汉奸”、“屠户”。但是有一点应当明确的，就是仅就曾国藩家书本身而言，应当不因人废言，而要用科学的眼光认真研究这部家书。对这部书的分析，主要谈三个方面。
一、读书问学
曾国藩家乡湖南的学术界有两个显著特征：一是程朱理学居于主导地位，二是重视经世致用之学。这对曾国藩后来读书问学产生了深刻影响。尊奉程朱理学是曾国藩读书问学的一个主要特征。他在《与诸弟书》中阐释了“格物致知”、“即物穷理”的理论。他说：“格物，致知之事也。诚意，力行之事也。物者何?即所谓本末之物也。身、心、意、知、家、国、天下，皆物也；天地万物，皆物也；日用常行之事，皆物也。格者，即物穷其理也。如事亲定省，物也，究其所以当定省之理，即格物也。事兄随行，物也。究其所以当随行之理，即格物也。”曾国藩继承了程朱理学的思想体系，但又有不同。他不再强调“天理”、“人欲”一说，将“理”具体化为“礼”；天理转化成了经世之礼。因此，无论从表面上还是深层次看，曾国藩读书问学的目的都是要用“礼”来匡正人心。他认为，读书问学的心态不能太浮躁，认为“读好书不可有好名之心”，即读书贵在潜心，贪多务滥，无非“好名心切”。他在一封家书中说，文章是千古之事，要流芳百世，就要干实事，不可有太重的功利心。
(一)读书须有选择。中国古代书籍真可以说是浩如烟海，汗牛充栋。怎样在书海中拾贝是一个很重要的方法问题。多读书固然是好事，但读书多者未必就有学问。有些人漫无目的地读书，但应该读的反而没有读。有能力、有精力的人，应当读几种系统的经典书。曾国藩在这方面是很有体会的。他说，“看书不可不知择，韩退之为千古大儒，自述所服膺之书不过数种；柳宗元自述其所得亦不过十数余种。”他根据自己的阅读经历和前人的心得体会，提出读书要有的放矢，要通过泛读选择自己所喜欢的、有价值的、值得玩味的书，对其熟读、精读，以领会其学说的实质。
(二)读书应注意广泛涉猎，又应有所侧重。古今中外大凡有所成就的人，往往是博览群书的人。很少有人埋头在狭窄的范围之内，圉于某一个学科或某一个领域的读书人，其知识结构一定不够完整、不尽合理。其研究成果就会显得苍白，无法达到旁征博引、融会贯通的境界。古代学者大都是学富五车，上知天文、下晓地理，中察人情。他在给儿子的信中也说，要使自己成为有所作为的人，首先成为“杂家”，即注意对各门知识的广泛涉猎。只有这样才能使见解日开，开阔视野，扩大知识面。但是光有博是不行的，还必须由博而专，培养自己的专业生长点。他说，“用功譬若掘井，与其多掘数井而不及泉，何若老守一井，力求及泉而用之不竭乎?”谈到具体的读书方法时，曾国藩说：“求业之精，别无它法，曰专而已。谚曰：艺多不养身，谓不专也。”“若志在穷经，则须专守一经；志在作制义(古代应试所做文章，其文体为科举考试制度所规定。在明清两代一般是指八股文。也称制艺、时艺、时文、八比文或四书文)，则须专看一家文稿；志在做古文，则须专看一家文集。做各体诗亦然，作试帖亦然，万不可兼营并鹜。兼营则一无所能矣。”这里曾国藩讲的实际上是做学问有了一定的基础，如何深入下去的问题。如果只是半瓶子醋，什么学问都想做，结果就会是样样都懂，样样稀松，什么学问也做不成。这就必须做到一个专字。 1/4 1 2 3 4 下一页 尾页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