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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1941年的暂编第5师为例，该师由各团报上来汇总后的官兵员额仅有3千多人，但向上报的却是7千多人，其空额占了一半还多。而这由各团报上来的3千多人中，又有多少是团长虚报的空额，又有多少是营长、连长打的埋伏，师长也未必清楚。这个师到底有多少人，怕只有天知道了。第三次长沙会战之前，该师师长被调离时，光是靠吃空额冒领而又没来得及变现的军米一项，便多达几十万斤。
严重的问题是，这样的现象在国军中却并非个别，并非只存在于杂牌军中。就以前身系委员长卫队的三个师为例，按戴笠1943年给蒋写的密报，各师虽自报都是“现有战斗士兵八九千人”，但实际上“士兵缺额均甚巨大，如三十六师现在腾北一带游击，实数仅约四千人，八十八师现任怒江西面防务，实数仅约四千五百人，八十七师现任怒江正面防务，其战斗士兵有五千人，尚较其他各师为多。”
曾任武汉大学校长、国府教育部长和宣传部长的王世杰在1941年8月8日的日记中有这样的记述：
“武汉大学学生王道胜新自晋南返渝。据云整军工作为目前急要之图。各师兵员无一足额者，而且多数不足法定半额。但中央饷款均照足额发给，故师长、旅长、团长无人不中饱；甚至一师长而每月能中饱饷项达五、六万元。彼等之法定待遇诚然不厚（中将师长之薪饷及公费约六百元，薪饷仅二百四十元），然中饱之饷则每每为法定收入之数十倍！此一现象甚可虑。”
蒋委员长当然也知道他手下这些技俩，其早在1941年12月就曾说道：
“各级层层蒙蔽，至有一师之中缺额至3000人以上者亦相率视为故常。平时领一师之饷，临时不能作半师之用……”
抗战到了后期，除驻印军外，国军各单位吃空额已经是积重难返，到了谁不吃谁就难以立足的地步。在陈诚接任远征军司令长官后的一次各集团军总司令和各军军长的会议上，第九集团军总司令关麟征竟然水旜了“谁报告不吃空额是欺骗长官”与“现在以吃空额维持军队是好干部”的话来，可见当年国军吃空额之风是怎样的盛行。
时任军法执行总监的何成濬在1944年11月28日的日记中，有这样的记述：
“独立工兵第二团团长干戢来寓，……谈滇中情形，颇以带兵为畏，盖做生意、吃空额已成普遍习惯，排长以上皆富，惟士兵特苦，与同流合污，不知何日犯罪，不与同流合污，则作事处处受其牵掣，拟见委座后，即辞去此职云云。”
因层层吃空，表面看上去，国军序列齐整，将校如云，实际战力与编制已经极不符合，有些部队的缺额率甚至达到七八成以上。1944年11月，白崇禧就曾痛斥其家乡广西军队“缺员太甚，号为一军，人数不及一师”。在山西，竟然还出现实力不足千人的师。1944年12月15日，远征军司令长官卫立煌给蒋介石的密电中，说道：
“滇西反攻伊始，所属各部缺额，约十万有奇……现实作为战斗部队，各师战斗兵多则千余，少至数百。”
瞧见没有，一个万人编制的师，战斗兵“多则千余，少至数百”，像这样的军队，枪不如人，炮不如人，人不如人，又因当官的吃空自肥而败坏了军心士气，使斗志全无，当然是十个师也打不过鬼子一个师团了。
国军战斗力的低下，还不仅仅是枪炮与兵员实力的原因，不然就不好解释内战爆发后对共军作战的屡屡败北了。就以1947年初发动对解放区的重点进攻为例，右翼山东战场，是装备精良的60个旅败给共军装备不精良的30个旅；左翼陕北战场，是装备同样精良的25万兵马败给共军装备寙劣的2.6万人枪。几个月的重点进攻下来，国军整师整旅的被全歼，可你能否找出国军全歼共军一个营的例子？关乎战斗力强弱的因素很多很多，这不是简单几句能说清楚的，碍于篇幅与个人水平，不述。 4/4 首页 上一页 2 3 4 |
